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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趣库 > 南腔北调集 > 第11章 罗怃顿首

第11章 罗怃顿首

使他们失望了。为什么呢?因为不但共妻,杀父,裸体游行等类的“不平常的事”,确然没有而已,倒是有了许多极平常的事实,那就是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这种极平常的事情,是只有“匪徒”才干得出来的。该杀者,“匪徒”也。

但作者的到苏联,已在十月革命后十年,所以只将他们之“能坚苦,耐劳,勇敢与牺牲”告诉我们,而怎样苦斗,才能够得到现在的结果,那些故事,却讲得很少。这自然是别种著作的任务,不能责成作者全都负担起来,但读者是万不可忽略这一点的,否则,就如印度的《譬喻经》所说,要造高楼,而反对在地上立柱,(4)据说是因为他要造的,是离地的高楼一样。

我不加戒备的将这读完了,即因为上文所说的原因。而我相信这书所说的苏联的好处的,也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十来年前,说过苏联怎么不行怎么无望的所谓文明国人,去年已在苏联的煤油和麦子面前发抖。而且我看见确凿的事实:他们是在吸中国的膏血,夺中国的土地,杀中国的人民。他们是大骗子,他们说苏联坏,要进攻苏联,就可见苏联是好的了。这一部书,正也转过来是我的意见的实证。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鲁迅于上海闸北寓楼记。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十日上海《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一号“书评”栏,题为《“苏联闻见录”序》。林克多,原名李平,浙江黄岩人,五金工人。原在巴黎做工,一九二九年因法国经济危机失业,一九三○年应募到苏联做工。《苏联闻见录》,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2)新旧三都指南京、洛阳和西安。当时国民党政府以南京为首都,一二八战争时,又曾定洛阳为行都,西安为陪都。南北两京,指南京和北京。

(3)胡愈之浙江上虞人,作家、政论家。他的《莫斯科印象记》,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

(4)《譬喻经》即《百句譬喻经》,简称《百喻经》。印度僧伽斯那撰,南朝齐求那毗地译,是佛教宣讲大乘教义的寓言性作品。这里所引的故事见该书的《三重楼喻》:“往昔之世,有富愚人,痴无所知。到馀富家,见三重楼,高广严丽,轩敞疏朗。心生渴仰,即作是念:我有财钱,不减于彼,云何顷来而不造作如是之楼。即唤木匠而问言曰:解作彼家端正舍不?木匠答言:是我所作。即便语言,今可为我造楼如彼。是时木匠,即便经地垒作楼,愚人见其垒作舍,犹怀疑惑,不能了知。而问之言:欲作何等。木匠答言:作三重屋。愚人复言:我不欲下二重之屋,先可为我作最上屋。木匠答言:无有是事。何有不作最下重屋,而得造彼第一之屋;不造第二,云何得造第三重屋。愚人固言:我今不用下二重屋,必可为我作最上者。时人闻已,便生怪笑。咸作此言:何有不造下第一屋而得上者。”

论“赴难”和“逃难”

——寄《涛声》编辑的一封信编辑先生:

我常常看《涛声》,也常常叫“快哉!”但这回见了周木斋先生那篇《骂人与自骂》(2),其中说北平的大学生“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应不逃难”,而致慨于五四运动时代式锋芒之销尽,却使我如骨鲠在喉,不能不说几句话。因为我是和周先生的主张正相反,以为“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属于“逃难党”的。

周先生在文章的末尾,“疑心是北京改为北平的应验”,我想,一半是对的。那时的北京,还挂着“共和”的假面,学生嚷嚷还不妨事;那时的执政,是昨天上海市十八团体为他开了“上海各界欢迎段公芝老大会”(3)的段祺瑞先生,他虽然是武人,却还没有看过《莫索理尼传》。然而,你瞧,来了呀。有一回,对着请愿的学生毕毕剥剥的开枪了(4),兵们最受瞄准的是女学生,这用精神分析学来解释,是说得过去的,尤其是剪发的女学生,这用整顿风俗(5)的学说来解说,也是说得过去的。总之是死了一些“莘莘学子”。然而还可以开追悼会;还可以游行过执政府之门,大叫“打倒段祺瑞”。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又还挂着“共和”的假面。然而,你瞧,又来了呀。现为党国大教授的陈源先生,在《现代评论》上哀悼死掉的学生,说可惜他们为几个卢布送了性命;(6)《语丝》反对了几句,现为党国要人的唐有壬先生在《晶报》上发表一封信,说这些言动是受墨斯科的命令的。这实在已经有了北平气味了。

后来,北伐成功了,北京属于党国,学生们就都到了进研究室的时代,五四式是不对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很容易为“反动派”所利用的。为了矫正这种坏脾气,我们的政府,军人,学者,文豪,警察,侦探,实在费了不少的苦心。用诰谕,用刀枪,用书报,用煅炼,用逮捕,用拷问,直到去年请愿之徒,死的都是“自行失足落水”,连追悼会也不开的时候为止,这才显出了新教育的效果。

倘使日本人不再攻榆关,我想,天下是太平了的,“必先安内而后可以攘外”(7)。但可恨的是外患来得太快一点,太繁一点,日本人太不为中国诸公设想之故也,而且也因此引起了周先生的责难。

看周先生的主张,似乎最好是“赴难”。不过,这是难的。倘使早先有了组织,经过训练,前线的军人力战之后,人员缺少了,副司令(8)下令召集,那自然应该去的。无奈据去年的事实,则连火车也不能白坐,而况乎日所学的又是债权论,土耳其文学史,最小公倍数之类。去打日本,一定打不过的。大学生们曾经和中国的兵警打过架,但是“自行失足落水”了,现在中国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学生能抵抗么?我们虽然也看见过许多慷慨激昂的诗,什么用死尸堵住敌人的炮口呀,用热血胶住倭奴的刀枪呀,但是,先生,这是“诗”呵!事实并不这样的,死得比蚂蚁还不如,炮口也堵不住,刀枪也胶不住。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9)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过觉得这话是对的,我也正是反对大学生“赴难”的一个。

那么,“不逃难”怎样呢?我也是完全反对。自然,现在是“敌人未到”的,但假使一到,大学生们将赤手空拳,骂贼而死呢,还是躲在屋里,以图幸免呢?我想,还是前一着堂皇些,将来也可以有一本烈士传。不过于大局依然无补,无论是一个或十万个,至多,也只能又向“国联”报告一声罢了。去年十九路军的某某英雄怎样杀敌,大家说得眉飞色舞,因此忘却了全线退出一百里的大事情,可是中国其实还是输了的。而况大学生们连武器也没有。现在中国的新闻上大登“满洲国”(10)的虐政,说是不准私藏军器,但我们大中华民国人民来藏一件护身的东西试试看,也会家破人亡,——先生,这是很容易“为反动派所利用”的呵。

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自然,就是逃也不见得安稳,谁都说不出那里是安稳之处来,因为到处繁殖了猎狗,诗曰:“贠e贠es赐茫鋈裰薄玻保薄常酥揭病h辉蛉*计,固仍以“走”为上计耳。

总之,我的意见是:我们不可看得大学生太高,也不可责备他们太重,中国是不能专靠大学生的;大学生逃了之后,却应该想想此后怎样才可以不至于单是逃,脱出诗境,踏上实地去。

但不知先生以为何如?能给在《涛声》上发表,以备一说否?谨听裁择,并请文安。

罗怃顿首。一月二十八夜。

再:顷闻十来天之前,北平有学生五十多人因开会被捕,可见不逃的还有,然而罪名是“借口抗日,意图反动”,又可见虽“敌人未到”,也大以“逃难”为是也。二十九日补记。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上海《涛声》第二卷第五期,署名罗怃。原题为《三十六计走为上计》。(2)周木斋(1910—1941)江苏武进人,当时在上海从事编辑和写作。他的《骂人与自骂》,载《涛声》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其中说:“最近日军侵占榆关,北平的大学生竟至要求提前放假,所愿未遂,于是纷纷自动离校。敌人未到,闻风远逸,这是绝顶离奇的了。……论理日军侵榆,……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应逃难。”又说:“写到这里,陡然的想起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学生的锋芒,转眼之间,学风民气,两俱不变,我要疑心是‘北京’改为‘北平’的应验了。”

(3)“上海各界欢迎段公芝老大会”段祺瑞(字芝泉)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去上海时,上海市商会等十八个团体于二月十七日为他举行欢迎会。

(4)指三一八惨案。参看本卷第249页注(6)。(5)整顿风俗段祺瑞政府曾多次颁行这类政令,如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发布的“整顿学风令”;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致电段祺瑞,主张“男女之防”“维风化而奠邦本”,段政府复电表示“嘉许”,并着手“根本整饬”。

(6)陈源于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在《现代评论》发表《闲话》,诬蔑爱国学生是被人利用,自蹈“死地”,还诬蔑所谓“宣传赤化”的人是“直接或间接用苏俄金钱”(见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四期的《闲话》)。

(7)“必先安内而后可以攘外”蒋介石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国民党政府外长顾维钧宣誓就职会上的“亲书训词”中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见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中央日报》)此后,它成为国民党政府一贯奉行的反共卖国政策。(8)副司令指张学良。他在一九三○年六月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

(9)“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语见《论语·子路》。(10)“满洲国”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后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制造的傀儡政权。

(11)“贠e贠es赐茫鋈裰薄∮锛妒ば⊙拧で裳浴贰zoe贠e,跳跃的样子;s赐茫*兔。

论翻印木刻

麦绥莱勒的连环图画四种(2)出版并不久,日报上已有了种种的批评,这是向来的美术书出版后未能遇到的盛况,可见读书界对于这书,是十分注意的。但议论的要点,和去年已不同:去年还是连环图画是否可算美术的问题,现在却已经到了看懂这些图画的难易了。

出版界的进行可没有评论界的快。其实,麦绥莱勒的木刻的翻印,是还在证阴连环图画确可以成为艺术这一点的。现在的社会上,有种种读者层,出版物自然也就有种种,这四种是供给智识者层的图画。然而为什么有许多地方很难懂得呢?我以为是由于经历之不同。同是中国人,倘使曾经见过飞机救国或“下蛋”,则在图上看见这东西,即刻就懂,但若历来未尝躬逢这些盛典的人,恐怕只能看作风筝或蜻蜓罢了。

有一种自称“中国文艺年鉴社”,而实是匿名者们所编的《中国文艺年鉴》在它的所谓“鸟瞰”中,曾经说我所发表的《连环图画辩护》虽将连环图画的艺术价值告诉了苏汶先生,但“无意中却把要是德国板画那类艺术作品搬到中国来,是否能为一般大众所理解,即是否还成其为大众艺术的问题忽略了过去,而且这种解答是对大众化的正题没有直接意义的”。(3)这真是倘不是能编《中国文艺年鉴》的选家,就不至于说出口来的聪明话,因为我本也“不”在讨论将“德国板画搬到中国来,是否为一般大众所理解”;所辩护的只是连环图画可以成为艺术,使青年艺术学徒不被曲说所迷,敢于创作,并且逐渐产生大众化的作品而已。假使我真如那编者所希望,“有意的”来说德国板画是否就是中国的大众艺术,这可至少也得归入“低能”一类里去了。

但是,假使一定要问:“要是德国板画那类艺术作品搬到中国来,是否能为一般大众所理解”呢?那么,我也可以回答:假使不是立方派(4),未来派(5)等等的古怪作品,大概该能够理解一点。所理解的可以比看一本《中国文艺年鉴》多,也不至于比看一本《西湖十景》少。风俗习惯,彼此不同,有些当然是莫明其妙的,但这是人物,这是屋宇,这是树木,却能够懂得,到过上海的,也就懂得画里的电灯,电车,工厂。尤其合式的是所画的是故事,易于讲通,易于记得。古之雅人,曾谓妇人俗子,看画必问这是什么故事,大可笑。中国的雅俗之分就在此:雅人往往说不出他以为好的画的内容来,俗人却非问内容不可。从这一点看,连环图画是宜于俗人的,但我在《连环图画辩护》中,已经证明了它是艺术,伤害了雅人的高超了。

然而,虽然只对于智识者,我以为绍介了麦绥莱勒的作品也还是不够的。同是木刻,也有刻法之不同,有思想之不同,有加字的,有无字的,总得翻印好几种,才可以窥见现代外国连环图画的大概。而翻印木刻画,也较易近真,有益于观者。我常常想,最不幸的是在中国的青年艺术学徒了,学外国文学可看原书,学西洋画却总看不到原画。自然,翻板是有的,但是,将一大幅壁画缩成明信片那么大,怎能看出真相?大小是很有关系的,假使我们将象缩小如猪,老虎缩小如鼠,怎么还会令人觉得原先那种气魄呢。木刻却小品居多,所以翻刻起来,还不至于大相远。

但这还仅就绍介给一般智识者的读者层而言,倘为艺术学徒设想,锌板的翻印也还不够。太细的线,锌板上是容易消失的,即使是粗线,也能因强水浸蚀的久暂而不同,少浸太粗,久浸就太细,中国还很少制板适得其宜的名工。要认真,就只好来用玻璃板,我翻印的《士敏土之图》(6)二百五十本,在中国便是首先的试验。施蛰存先生在《大晚报》附刊的《火炬》上说:“说不定他是像鲁迅先生印珂罗版本木刻图一样的是私人精印本,属于罕见书之列”(7),就是在讥笑这一件事。我还亲自听到过一位青年在这“罕见书”边说,写着只印二百五十部,是骗人的,一定印的很多,印多报少,不过想抬高那书价。

他们自己没有做过“私人精印本”的可笑事,这些笑骂是都无足怪的。我只因为想供给艺术学徒以较可靠的木刻翻本,就用原画来制玻璃版,但制这版,是每制一回只能印三百幅的,多印即须另制,假如每制一幅则只印一张或多至三百张,制印费都是三元,印三百以上到六百张即需六元,九百张九元,外加纸张费。倘在大书局,大官厅,即使印一万二千本原也容易办,然而我不过一个“私人”;并非繁销书,而竟来“精印”,那当然不免为财力所限,只好单印一板了。但幸而还好,印本已经将完,可知还有人看见;至于为一般的读者,则早已用锌板复制,插在译本《士敏土》里面了,然而编辑兼批评家却不屑道。

人不严肃起来,连指导青年也可以当作开玩笑,但仅印十来幅图,认真地想过几回的人却也有的,不过自己不多说。我这回写了出来,是在向青年艺术学徒说明珂罗板一板只印三百部,是制板上普通的事,并非故意要造“罕见书”,并且希望有更多好事的“私人”,不为不负责任的话所欺,大家都来制造“精印本”。

十一月六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