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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第一

此主张运动的紧要。我们平时,是决不记得自己有一个头,或一个肚子,应该加以优待的,然而一旦头痛肚泻,这才记起了他们,并且大有休息要紧,饮食小心的议论。倘有谁听了这些议论之后,便贸贸然决定这议论者为卫生家,可就失之十丈,差以亿里了。

倒相反,他是不卫生家,议论卫生,正是他向来的不卫生的结果的表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9)以孔子交游之广,事实上没法子只好寻狂狷相与,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着“中庸,中庸”的原因。

以上的推定假使没有错,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而推定孔子晚年,是生了胃病的了。“割不正不食”,这是他老先生的古板规矩,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条令却有些稀奇。他并非百万富翁或能收许多版税的文学家,想不至于这么奢侈的,除了只为卫生,意在容易消化之外,别无解法。况且“不撤姜食”(10),又简直是省不掉暖胃药了。何必如此独厚于胃,念念不忘呢?曰,以其有胃病之故也。

倘说:坐在家里,不大走动的人们很容易生胃病,孔子周游列国(11),运动王公,该可以不生病证的了。那就是犯了知今而不知古的错误。盖当时花旗白面(12),尚未输入,土磨麦粉,多含灰沙,所以分量较今面为重;国道尚未修成,泥路甚多凹凸,孔子如果肯走,那是不大要紧的,而不幸他偏有一车两马。胃里袋着沉重的面食,坐在车子里走着七高八低的道路,一颠一顿,一掀一坠,胃就被坠得大起来,消化力随之减少,时时作痛;每餐非吃“生姜”不可了。所以那病的名目,该是“胃扩张”;那时候,则是“晚年”,约在周敬王十年以后。

以上的推定,虽然简略,却都是“读书得间”的成功。但若急于近功,妄加猜测,即很容易陷于“多疑”的谬误。例如罢,二月十四日《申报》载南京专电云:“中执委会令各级党部及人民团体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13)匾额,悬挂礼堂中央,以资启迪。”看了之后,切不可便推定为各要人讥大家为“忘八”(14);三月一日《大晚报》(15)载新闻云:“孙总理夫人宋庆龄女士自归国寓沪后,关于政治方面,不闻不问,惟对社会团体之组织非常热心。据本报记者所得报告,前日有人由邮政局致宋女士之索诈信k(自按:原缺)件,业经本市稻峙勺び示旨觳榇觳樵辈榛瘢苯髡┬*截留,转辗呈报市府。”看了之后,也切不可便推定虽为总理夫人宋女士的信件,也常在邮局被当局派员所检查。

盖虽“学匪派考古学”,亦当不离于“学”,而以“考古”为限的。

三月四日夜。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六日《论语》第十三期,署名何干。

(2)《杂事秘辛》笔记小说,一卷,旧题无名氏撰,伪托为东汉佚书,实为明代杨慎(号升庵)作。写东汉桓帝(刘志)选梁莹为妃的故事。其中有一段描写梁莹的脚:“足长八寸,跗丰研,底平指敛,约缣迫袜,收束微如禁中。”杨慎在该书跋语中说:“予尝搜考弓足原始,不得。及见‘约缣迫袜,收束微如禁中’语,则缠足后汉已自有之。”按杨慎是持缠足起源较早一说的。

(3)“利屣”一种舞鞋。《史记·货殖列传》:“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a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

(4)“潭腿”拳术的一种,相传由清代山东龙潭寺的和尚创立,故称。

(5)炎汉即汉代。过去阴阳家用金木水火土五行(也称五德)相生相克的循环变化来说明王朝更替;他们认为汉朝属火,故称“炎汉”。

(6)“小家碧玉”语出南朝乐府《碧玉歌》:“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碧玉原系人名,旧时常以“小家碧玉”称小康人家的少女。(7)《朝野佥载》唐代张族鸟作,内容系记载唐代的故事和琐闻。按该书没有鲁迅所引一事的记载。

(8)“除恶务尽”语出《尚书·泰誓》:“树德欲滋,除恶务本。”“食肉寝皮”,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然二子者,譬如禽兽,臣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矣。”

(9)语见《论语·子路》。据宋代朱熹注:“行,道也。

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10)“割不正不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不撤姜食”等语,都见《论语·乡党》。

(11)孔子周游列国孔丘于鲁定公十二年至鲁哀公十一年(前498—前484)离开鲁国,周游宋、卫、陈、蔡、齐、楚等国,游说诸侯,终不见用。

(12)花旗白面由美国进口的面粉。

(13)“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当时国民党政客戴季陶等宣扬的所谓“八德”。国民党当局为了加强其封建法西斯统治,强令机关团体将它制匾悬挂于礼堂,国民党教育部又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宣布以此为“小学公民训练标准”。(14)“忘八”封建时代流行的俗语,指忘记了概括封建道德要义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的最后一个“耻”字,也即“无耻”的意思。

(15)《大晚报》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创刊,张竹平创办,后为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收买,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停刊。

又论“第三种人”

戴望舒(2)先生远远的从法国给我们一封通信,叙述着法国aaeaaaRa(革命文艺家协会)得了纪德(3)的参加,在三月二十一日召集大会,猛烈的反抗德国法西斯谛的情形,并且绍介了纪德的演说,发表在六月号的《现代》上。法国的文艺家,这样的仗义执言的举动是常有的:较远,则如左拉为德来孚斯打不平(4),法朗士当左拉改葬时候的讲演(5);较近,则有罗曼罗兰的反对战争。但这回更使我感到真切的欢欣,因为问题是当前的问题,而我也正是憎恶法西斯谛的一个。不过戴先生在报告这事实的同时,一并指明了中国左翼作家的“愚蒙”和像军阀一般的横暴,我却还想来说几句话。但希望不要误会,以为意在辩解,希图中国也从所谓“第三种人”得到对于德国的被压迫者一般的声援,——并不是的。中国的焚禁书报,封闭书店,囚杀作者,实在还远在德国的白色恐怖以前,而且也得到过世界的革命的文艺家的抗议了。(6)我现在要说的,不过那通然里的必须指出的几点。

那通信叙述过纪德的加入反抗运动之后,说道——“在法国文坛中,我们可以说纪律是‘第三种人’,……自从他在一八九一年……起,一直到现在为止,他始终是一个忠实于他的艺术的人。然而,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不一定就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法国的革命作家没有这种愚蒙的见解(或者不如说是精明的策略),因此,在热烈的欢迎之中,纪德便在群众之间发言了。”

这就是说:“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就是“第三种人”,而中国的革命作家,却“愚蒙”到指这种人为全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现在已经由纪德证实,是“不一定”的了。这里有两个问题应该解答。

第一,是中国的左翼理论家是否真指“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为全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据我所知道,却并不然。左翼理论家无论如何“愚蒙”,还不至于不明白“为艺术的艺术”在发生时,是对于一种社会的成规的革命,但待到新兴的战斗的艺术出现之际,还拿着这老招牌来明明暗暗阻碍他的发展,那就成为反动,且不只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了。至于“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却并未视同一律。因为不问那一阶级的作家,都有一个“自己”,这“自己”,就都是他本阶级的一分子,忠实于他自己的艺术的人,也就是忠实于他本阶级的作者,在资产阶级如此,在无产阶级也如此。这是极显明粗浅的事实,左翼理论家也不会不明白的。但这位——戴先生用“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来和“为艺术的艺术”掉了一个包,可真显得左翼理论家的“愚蒙”透顶了。

第二,是纪德是否真是中国所谓的“第三种人”?我没有读过纪德的书,对于作品,没有加以批评的资格。但我相信:创作和演说,形式虽然不同,所含的思想是决不会两样的。我可以引出戴先生所绍介的演说里的两段来——“有人会对我说:‘在苏联也是这样的。’那是可能的事;但是目的却是完全两样的,而且,为了要建设一个新社会起见,为了把发言权给与那些一向做着受压迫者,一向没有发言权的人们起见,不得已的矫枉过正也是免不掉的事。

“我为什么并怎样会在这里赞同我在那边所反对的事呢?那就是因为我在德国的恐怖政策中,见到了最可叹最可憎的过去底再演,在苏联的社会创设中,我却见到一个未来的无限的允约。”

这说得清清楚楚,虽是同一手段,而他却因目的之不同而分为赞成或反抗。苏联十月革命后,侧重艺术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这团体,也被称为“同路人”,但他们却并没有这么积极。中国关于“第三种人”的文字,今年已经汇印了一本专书(7),我们可以查一查,凡自称为“第三种人”的言论,可有丝毫近似这样的意见的么?倘其没有,则我敢决定地说,“不可以说纪德是‘第三种人’”。

然而正如我说纪德不像中国的“第三种人”一样,戴望舒先生也觉得中国的左翼作家和法国的大有贤愚之别了。他在参加大会,为德国的左翼艺术家同伸义愤之后,就又想起了中国左翼作家的愚蠢横暴的行为。于是他临末禁不住感慨——

“我不知道我国对于德国法西斯谛的暴行有没有什么表示。正如我们的军阀一样,我们的文艺者也是勇于内战的。在法国的革命作家们和纪德携手的时候,我们的左翼作家想必还在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吧!”

这里无须解答,因为事实具在:我们这里也曾经有一点表示(8),但因为和在法国两样,所以情形也不同;刊物上也久不见什么“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的文章,不再内战,没有军阀气味了。戴先生的豫料,是落了空的。

然而中国的左翼作家,这就和戴先生意中的法国左翼作家一样贤明了么?我以为并不这样,而且也不应该这样的。如果声音还没有全被削除的时候,对于“第三种人”的讨论,还极有从新提起和展开的必要。戴先生看出了法国革命作家们的隐衷,觉得在这危急时,和“第三种人”携手,也许是“精明的策略”。但我以为单靠“策略”,是没有用的,有真切的见解,才有精明的行为,只要看纪德的讲演,就知道他并不超然于政治之外,决不能贸贸然称之为“第三种人”,加以欢迎,是不必别具隐衷的。不过在中国的所谓“第三种人”,却还复杂得很。

所谓“第三种人”,原意只是说:站在甲乙对立或相斗之外的人。但在实际上,是不能有的。人体有胖和瘦,在理论上,是该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种人的,然而事实上却并没有,一加比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文艺上的“第三种人”也一样,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罢,其实是总有些偏向的,平时有意的或无意的遮掩起来,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会分明的显现。如纪德,他就显出左向来了;别的人,也能从几句话里,分明的显出。所以在这混杂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左翼理论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的。

如果这就等于“军阀”的内战,那么,左翼理论家就必须更加继续这内战,而将营垒分清,拔去了从背后射来的毒箭!

六月四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文学》第一卷第一号。

(2)戴望舒(1905—1950)浙江杭县(今余抗)人,诗人。著有诗集《望舒草》、《灾难的岁月》等。他写的《法国通讯——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蒂运动》,载《现代》第三卷第二期(一九三三年六月)。

(3)纪德(aaGide,1869—1951)法国小说家。著有《窄门》*《地粮》、《田园交响曲》等。一九三二年初发表《日记抄》,声称“对于现在及将来要发生的许多事件,尤其是苏联的状态,抱着太深切的关心”,并表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一九三六年发表《从苏联归来》一书,攻击苏联。

(4)左拉(e·zola,1840—1902)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萌芽》、《崩溃》、《娜娜》等。一八九四年,法国的犹太籍军官德莱孚斯受到军事当局诬告,以泄漏军事机密罪被判处终身苦役。此事曾引起各界进步人士的不满。一八九七年,左拉对此案的材料作了研究后,确信德莱孚斯的无辜,就给总统佛尔写了一封《我控诉》的公开信,控诉法国政府、法庭和总参谋部违反法律和人权;由此他被判一年徒刑和罚金,因而逃往英国伦敦。

(5)法朗士在左拉改葬时的讲演在德莱孚斯事件中,法朗士曾和左拉一样为德莱孚斯进肯辩护。一九○二年十月五日左拉安葬时,他发表演说,肯定左拉生前的正义行动,谴责当局对左拉的迫害。一九○六年七月十九日德莱孚斯案件得到平反后,他又在法国“人权同盟”组织的向左拉“表示感谢并致敬”的群众集会(在左拉墓前举行)上发表第二次演说,称左拉为“伟大的公民”,号召人们不要忘记陷害无辜者的罪人,要“沿着正义和善良的道路前进”。并向法国国会提出建立“左拉先贤祠”法案的要求。(法朗士:《社会生活三十年》)按左拉原葬于巴黎蒙玛特公墓,后改葬于法国“先贤祠”。(6)一九三一年国民党政府杀害了柔石等革命作家,当时国际革命作家如苏联法捷耶夫、法国巴比塞、美国果尔德等人都曾强烈抗议国民党的暴行。

(7)指苏汶编的《文艺自由论辩集》。该书收入“第三种人”自己所写的文章和别人批评“第三种人”的文章共二十篇,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现代书局出版。

(8)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鲁迅和宋庆龄、杨杏佛等,到上海德国领事馆递交《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的抗议书》,次日并将抗议书在《申报》上发表。

真假堂吉诃德

西洋武士道(2)的没落产生了堂·吉诃德那样的戆大。他其实是个十分老实的书呆子。看他在黑夜里仗着宝剑和风车开仗,(3)的确傻相可掬,觉得可笑可怜。

然而这是真正的吉诃德。中国的江湖派和流氓种子,却会愚弄吉诃德式的老实人,而自己又假装着堂·吉诃德的姿态。《儒林外史》上的几位公子,慕游侠剑仙之为人,结果是被这种假吉诃德骗去了几百两银子,换来了一颗血淋淋的猪头,(4)——那猪算是侠客的“君父之仇”了。

真吉诃德的做傻相是由于自己愚蠢,而假吉诃德是故意做些傻相给别人看,想要剥削别人的愚蠢。

可是中国的老百姓未必都还这么蠢笨,连这点儿手法也看不出来。

中国现在的假吉诃德们,何尝不知道大刀不能救国,他们却偏要舞弄着,每天“杀敌几百几千”的乱嚷,还有人“特制钢刀九十九,去赠送前敌将士”(5)。可是,为着要杀猪起见,又舍不得飞机捐(6),于是乎“武器不精良”的宣传,一面作为节节退却或者“诱敌深入”(7)的解释,一面又借此搜括一些杀猪经费。可惜前有慈禧太后(8),后有袁世凯,——清末的兴复海军捐建设了颐和园,民四的“反日”爱国储金